联合国对约旦河西岸暴力升级表示严重关切

又如，地方组织法第22条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秘书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人民政府正职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数一般应多一人，进行差额选举。

（三）造成了行政主体概念内涵与外延之间的矛盾。李昕，法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这类私法组织是否可纳入行政主体的范畴，仍存在很大的争议，它取决于人们是将行政主体的概念仅限于根据公法设立的组织和主体，还是扩展到一切法律上独立的，经授权执行行政任务的组织和主体。[15]（台）涂怀莹：《行政法原理》，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修订4版，第217页。[9] Harmut Maurer：《德国一般行政法》，高家伟译，中国政法大学教学参考资料。不利于理顺中央、地方以及其它独立行使行政权的组织之间的关系，影响到行政组织的统一协调。行政主体理论在行政法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发挥着基础性的整合功能。

行政主体中无论是财团法人还是社团法人，都拥有自己能够独立支配的财产，并能以此自负其责，因而，这些行政主体作为行为后果的最终归属者，所承担的责任是一种狭义的或实质意义上的法律责任。[2]至此，可以看出：行政主体的法律价值在于其拥有行政权力，并且独立承担实施行政之法律后果。在政治自由之光照耀的地方，人性才能得以起码的张扬，人权才能得以充分的尊重。

虽然自由与民主的流脉在中国的历史中是那样孱弱、那样隐含不显，但是当我们认为由此可以对之忽略不计的时候，实质上是在泯灭我们面对现实时应具有的良知和责任。[17]孟广林：《英国封建王权论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既关心着彼岸世界，又时时不忘此岸世界。在此期间，大英帝国独步世界、纵横驰骋，可谓所向无敌。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宪政主义曾是英国的精神象征和精神凭借，在思想文化界曾经长期占据正统地位。但没有历史，便没有现在，也不会有未来。

在蝴蝶效应中，蝴蝶翅膀的扇动力是极其弱小的，但它却转化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决定性因素。由此出发，英格兰民族在数百年间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岛国一跃成为雄霸四方的大帝国。就每一个民族历史的形成而言，其民族的族性显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知道英国政治哲学的基础是实用主义，所以在议会大厦，在野党与执政党坐席相向而设，很便于双方的辩论。

[9]William Blackston，The Great Charter and the Charter of the Forest（Oxford，1759），p．．i[10][爱尔兰]J．M．凯利著：《西方法律思想简史》，王笑红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2页。这一称谓大致是指精通法律的人，而不是精通法学的人。一方面是实用主义与经验，另一方面是形式主义与宗教。在其于1215年订立之后，每遇历史的转折，她就会从历史的深处走来，从人们的记忆深处走来，参与历史的书写和缔造。

我们往往想当然的把这些学术大师当作经院中的老学究来看待。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立即对密特朗进行了反击，她自豪地向众人宣称英国的《自由大宪章》才是最早的人权法案，英国才是人权保障的真正发源地。

在今天，这个民族的后裔美利坚民族又在凭借交互电信技术勾勒了一个新的世界文明图景。正是那些不易被人们所觉察的细微差异导致了各个民族发展的不同路径和方向。

自由大宪章的订立对英吉利民族而言就属这种性质的事件。从公元5世纪中叶起，日耳曼部落的盎格鲁人、萨克逊人和裘特人乘西罗马帝国衰败之机，从欧洲大陆北部入侵不列颠，填补了罗马人撤退后留下的空白，并逐渐掌握了对不列颠的统治权。卒之，只有英宪能成各国宪法之母。自由需要历史的支撑，离开了清冷的历史之光的映照，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前行的路在何方。自秦统一六国始，就形成了中华帝国中央高度集权、皇帝一统天下的政治局面。[2]英格兰（England）来源于Angla—land，意为盎格鲁人（含萨克逊人）的土地。

其他文明，无论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还是古中华，大都在鼎盛时期的奢华狂欢中落幕休止，而英吉利文明却逃脱了这一文明的宿命。但是我们追论此项政治在各国中之进展过程，我们不免会失望。

我们甚至可以断言，越是较早、较密切地接近英吉利文明的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程度就越高。[3]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卷上，色彩纷呈的是每一个民族各异的性情。

[19]J．C．Holt，Magna Carta，2d ed．（Cambridge，1992），p．18—19．[20] William S．Mckechnie，Magna Carta（2d ed．。而事实上，他们从来就不是。

宪政主义是兴起于17世纪英国的一场影响了英国的基本社会理念、基本社会结构并进而影响了全世界的社会运动，它首先是一场社会运动，然后才是一场学术运动。或从近代西方的代议制政府、主权国家等既定的政治概念出发，去分析和论证中古西欧政治，将封建制与国家、国王的个人权威与国家的政治权力对立起来。如果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真是作为群体性的人类追求的可能的生活方式的话，任何一个欲达至这一生活方式的国家，都必须从这种文明中汲取知识、技能和智慧。时至今日，这些国家被贫穷、腐败和屈辱所围困，而英吉利民族却固若泰山，独享高贵，深知不必炫耀自己也会引起世人的注意，确信没有人企图推翻他们。

越是抱守残缺、自感优越、排拒英吉利文明的国家和地区的近世命运则都比较坎坷。高高矗立的古埃及金字塔，气势恢宏的罗马神庙，惟妙惟肖的秦始皇兵马俑，能告诉我们什么呢？一个没有预装前见内存的人站在这些历史丰碑面前定会视而不见。

[12]程华称其为人类历史有史以来第一个具有近代人权性质的宪法性文件，[13]也有的学者称其为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阿克顿勋爵讲到：当苏格兰的詹姆斯国王成为英格兰的詹姆斯国王时，这个国家所得到的好处是成为一个由海洋护绕的岛国。

在英国中世纪末法学史上最负盛名的人物当推科克爵士（S．EdwardCoke，1551—1634）了，他因与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斗法而名垂青史。最早从欧洲大陆来不列颠岛居住的是伊比利雅人（Iberians）、克尔特人（Celtics）。

[8]托克维尔语，转引自张彩凤著：《英国法治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扉页。在以法理著称的牛津，法学教授们也是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在法律技艺传授上，而不是定位在培养学术大师和法学家、哲学家上。不同的民族历史又锻造着不同的民族性情。吸纳、传播乃至复制英吉利文明构成了人类近现代文明史的主要篇章。

在英国法学界能够追溯到的最久远的一位大师是格兰威尔（Ranulfde Granville，1130—1190）。[7]参见门禄著：《欧罗巴政治》，第1章。

在托夫勒描述的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英格兰民族发动了蒸汽和电气两次浪潮，第三次革命浪潮——信息化浪潮则由其后裔发动。他们会对一日三餐敷衍了事，然而却能一本正经地去铺张形式。

而要真正理解这些学术大师的学术行为，就必须校正这些宪政主义大师在我们心目中的身份。他们会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形式上，通过形式的排演，努力缔造一种恐怕他们自己也不信的人造实在亦或一本正经。